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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初春离开州城，早春的海棠已经结花苞了，还有玉兰，粉色和白色吹了满地。下过雨之后，环卫工人推着满车花瓣，我站在漆成墨蓝色的天桥上看着她缓慢离去的背影，像扶着春天的灵柩远去。
残存的记忆碎片也离我远去，太多化学药剂支撑起的身体，我像一个满身窟窿的纸人，风吹向我，在我身体里钻过去。北方初春，京杭大运河的血管末梢，冰面噼里啪啦地解冻，柳树叶子掺在碎冰里，我的四肢也解冻，那些窟窿堵不住地漏水，桃花也开了，我越睡越觉得心力交瘁，像一个靠着轴承、齿轮驱动的简陋机器。
照理说州城的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撑死也不可能比那边更好，但妈妈却很不愿意她的女儿回去受罪。我知道她只是怕我不能好好照顾自己。
州城空气质量不好，年后我感染了支气管炎，但比起那些危言耸听的精神疾病，这显然已经算不上什么病了。但我由此落下一点细微的病根，不能到狭窄密闭的地方去，人多也不行，否则就会呼吸困难，头晕恶心。
这些症状之前也有过，因此我隐约怀疑是精神病导致的，但妈妈态度强硬地说不是。我知道她只是不愿意接受她的孩子有精神病，为此甚至乐意把另一种病扣在她头上。
可是我知道，妈妈还是爱我，以她自己的方式。
年假只放两周，但我身体太差，三月才回去上班。
我的生活还和之前一样，半休半工作，精神好了就去办公室坐一整天，跟甲方兜圈子，写稿审稿，跟老李拌嘴，精神不好就请假在家躺着，两片喹硫平能让我睡一整天。周末会自己去医院跟医生唠嗑，也会带着小孩出去吃饭。有时候聂云竹和他女朋友会叫我一起出去玩，我总是婉拒。
有个朋友听说我的兔子丢了，很热情地帮我找人要来一只幼猫当宠物。我拒绝了两次，还是拗不过，把猫抱了回去。没过几天就又送回去了，我从前只是喂流浪猫，并不知道该怎么养猫——或者说，猫都觉得我没意思。
一个人住着其实挺好的，我新给自己买了个木书架，周末晚上坐在地板上叮叮咣咣地拼书架。
正对大门的空墙，我觉得太丑，正好某天去逛画展，得了一幅画家朋友随笔泼墨的《湄公河之春》，于是装裱起来挂在墙上。浓稠滚烫的颜色让家里看起来热闹多了，还遮住了丑陋的钉痕，一举两得。
其实我的朋友挺多的，所以没有裴小冉和聂云竹，我还是过的蛮好。
这边的春天来的比州城晚，可能是靠近海的缘故。下班路上路过花园，才发现这里种着许多高大的广玉兰，花朵硕大又洁白，可我之前天天路过这里，居然都没有注意到这么漂亮的花。我一边疑惑一边拿出手机来拍照，调光圈的动作卡了一壳。
也许之前都在看周憬吧。
我索然无味地收起手机，揣兜继续走。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总是带耳机，走盲道。中学时期往返上学都是在盲道上蹦蹦跳跳，时间一长，居然能记得那几道杠。这边的盲道和州城也不太一样，好奇怪。
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可以只穿着卫衣出门了，聂云竹约我去拍照，我说不拍啦你和女朋友一起去吧。他女朋友我也认识，念书的时候两个学校离得近，有过几面之缘，人很温柔又很有才华，我很欣赏她。
只是没有周憬的消息。
aml的决赛，她到底没去参加，我很不解究竟为什么，想找个人问一问，但又觉得无从问起，所以就算了。
我猜想她大概已经出国了，行程赶得紧所以没时间继续参赛。这个猜测很合理，反正她确实不在这个城市了。
我一直想搞明白我和周憬产生分歧的原因，但我实在想不出来能有什么原因让我甘愿和周憬决裂。换言之，只要是周憬，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
慢慢的，我逐渐接受了周憬和我分道扬镳是没有理由的。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率先背叛我们的友谊，也没有外来的冲击和破坏。我们很自然地走向凋零，就像世界上绝大多数无疾而终的亲密关系一样。
这个结果本来是意料之中的。周憬从头到尾都对我太偏袒，我从没遇见过这样的人。漫长的等待积累带来了强有力的惊艳，冲昏了我的头，所以才会觉得不甘心，不愿意接受周憬其实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
我只是觉得悲哀，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大怨种、大傻子，但又觉得输给周憬，没什么可丢人的。
除此之外，我和李斯的理念也逐渐偏差，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杂志社做的是我中学时期就一直订阅的读物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价值观，能加入这个团队我觉得很荣幸。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在做任何关于文学、拓宽青少年眼界以及价值观引导的事情了。现在的杂志社理念已经变更了太多，应该发声的时候总是消极避让，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要怕，我找不到做下去的意义。
最后让我决定辞职的是一件坏事:市区一中的学生跟旁边职业学校的学生打架，为首的是个高三的女生。校方把这个女孩扭送派出所做笔录，但两天之后这个女孩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这件事是杨晓彤告诉我的。她现在跟着曲婷姐跟市电视台合作一个纪录片，去世女孩的父母拿着尸检报告找电视台媒体要求曝光重审，正好被她撞见。
我也觉得蹊跷，好端端一个小孩怎么还能突发心脏病呢？但我也只是focus，并没有自己动手查。
她在告诉我的同时还告诉了曲婷，一贯雷厉风行的曲婷姐去查了。过了两周跟我说，她找内部的人拿到了一段监控录像，能证明这个女孩死前遭受过欺凌。但她目前和政府官媒合作，没有立场亲自发布这条录像，周围的朋友也很难做，这个案子怕是要就此了结。
我说那我帮你发。
我原以为欺凌指的是同学之间打闹，拿到了录像才发现没那么简单。监控刚好照到派出所大门，能看到警车停在院子里，几个警察扯着女孩的头发把她拖拽进屋里。受害者应该是打架途中被带走做笔录，额头上一片狰狞的血迹，拖拽过的地面一片脏污。
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是暴力执法！
我立刻想起数年前的孙志刚案，一个男大学生因为派出所的暴力执法而死，因为这个案子，尊重人权被写进了宪法。但孙志刚是独自在外打工的青年，这个女孩的父母都在本地，各种法律也已经齐备，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他们这么明目张胆，背后一定权势滔天。
而且现在遗体已经火化，是件无从查起的事，即便录像能证明死者在警局受到一些粗暴的对待，也无法佐证这就是暴力执法。如果他们搬出死者袭警所以不得不控制她的理由，那可真是死无对证。
难怪曲婷姐找不到媒体朋友帮忙发布，这种烫手山芋，但凡有点影响力的大v都不敢接好吗？？
但我又没法不接，不接我良心难安，宋其是怎么死的？我自己就是欺凌的受害者，却对其他人的悲惨视而不见。如果再无动于衷下去，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就这么挣扎纠结了两三天。最后曲婷姐发现了我实在太难做，主动联系我说死者父母已经把案子撤了。
我很惊讶，我说可是他们的女儿有可能是枉死！他们不想查清楚吗？
曲婷姐笑一笑，“那边给赔偿了。而且，他们宁愿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心脏病走的。她父母在体制内工作，底下还有个弟弟，闹出去对谁都不好。”
自己的孩子死的不明不白，连遗体都不给见最后一面，父母居然能接受。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父母！
“这也正常。不完美受害者罢了。”
人可以惧怕权势，但媒体居然也沆瀣一气。
“现在做媒体，看的不是事实，而是站位。站对了位置就是正义，”曲婷姐泰然自若地摇摇头，“媒体毕竟是宣传不是监察机构。他们先是这个城市的人，是公司的人，然后才是媒体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帮理不帮亲。”
我恍然如梦，这件事就烂在心里，成为一块过不去的坎。但我总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作为验证了我的伪善和道貌岸然。过了两天，我递交了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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