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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开始，苏轼真以为那些人是城外的山匪。
如果真的是山匪，他们往往会冲着钱财或者权力去。若真是如此，苏轼必然是头号目标。但这次“进城的流匪”，居然避开了所有官员的居所，转而到刚刚从天灾恢复过来的百姓身上搜刮民脂。流匪绝对不会这么傻，所以只有一种可能，这些人与官员认识。
那为什么指认是守军头领所为？
因为城墙四角又恰好有藏兵洞。所以极有可能是通过小民房作为遮掩，联通了藏兵洞，将劫获回来的赃物全都放到了藏兵洞。而人之所以不见，是因为那些盗匪就是士兵，他们有权进出藏兵洞。所以每到夜晚那些“流寇”才大变活人般出现在城池的各个地区。
这也就是苏亦菲所说的“糖衣炮弹”。看似对流匪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则暗里反将了一军，最终如一枚炮弹将真相炸出水面。
故《宋史本传》记载曰：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贼患既除，苏轼把贼兵掠夺来的财货一一归还。密州城内外百姓欢呼，真正居住在山头的流寇自然也有所震撼。苏轼趁热打铁，对外城的流寇施行“仁慈教化”，一边对他们从宽处理，一边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除此之外，苏轼还了解到新法对于百姓的不利。新法规定：寻常检放灾伤，依法须是检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数。（摘自：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大意就是：朝廷按灾情发放赈济，必须按照受损的麦苗的株数来定。密州遇到的旱灾蝗灾，刚好在种植的第一茬和第二茬之间，土地上的麦苗往往都来不及种。而前来统计灾情的官员又循规蹈矩，土地上的麦苗少，拨过来的救灾金额也少了。
于是苏轼立马上报朝廷，希望皇上能结合密州实际情况，下放合适的金额。也没必要再派官员特地来检查，来也只是查个寂寞。
新法还有一样直戳密州要害的规定——榷盐。
榷盐就是政府向产盐地买盐，把盐税加到政府卖盐的价格里，再转卖回给商人。因此卖价提高，盐商的利益缩减。这对于密州这种盐商聚居的地方来说，无疑是对民众利益的打机。
密州没粮又没钱，连受灾的救济金都寥寥无几。那百姓还能去哪谋生，干脆上山为盗得了。
所以苏轼又上奏提议：买卖盐类的小商贩。如果盐货在三百斤以下，就可以免除盐税，多得些利益。如果盐货在三百斤以上，再按盐税价格加价。
如此一来，百姓多得了一些利益，也不会有上山为寇的想法。
最终，密州城外许多草寇终于归顺了，百姓也过上安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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