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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李福田得痨病在1958年死后，13岁的少平就和他娘、四哥李季平三人守着李家老宅相依为命。
1959年起，全国上下闹起了大炼钢铁之风，农业生产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加上常年干旱，粮食减产。那条环绕华兴村周围的玉带河因为常年干旱，水位下降，到后来连分流到稻田的小渠的水也没了。
村民起先借用水车从河里引水浇灌田里的庄稼，但没几天发现连玉带河的水也见底了。小鱼小虾就那些直条条地干死在河底的淤泥上。起先还有人见了欢喜，大家踩着烂泥抢着在河里捡拾起这些能改善一家子一段时间的天赐祥物。盘算着一条鱼可以熬出几锅汤，再下点玉米糊糊和菜叶，可以让面黄肌瘦的一家老小脸色泛活起来。
但好景不长，接连又是几天的暴晒，玉带河底的淤泥也失去了水分，干裂成地图块状，干净得连条蚯蚓都见不着。村里有些没存粮的家庭，带上饥肠辘辘的一家老小出门沿街讨饭。
华兴村里的人随着这场自然灾害一下子消减了不少人，有的逃荒走了再也没回来，有的贫病交加不久撒手人寰。
李财主家就算是家有粮仓也无法对付长达三年的饥荒。当他从收音机里听说这个自然灾害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不少地方的草根和树皮都被挖光充饥。他感到害怕了!
一开始，李财主还会送点余粮给少平母子，帮助他们熬过这在他看来只是暂时的困难。但随着饥荒在各地蔓延，看到自家田里再也种不出庄稼来。他也慌了！吩咐继子李少平锁了粮仓，即使是自己家的亲戚也得掂量一下再救济。
那个时候人民公社实行了记工分制分配口粮。少平和他娘的工分少，领到的口粮更少，全靠李财主救济。但现在李财主自己也捉襟见肘了，李财主家的锅里也是清汤寡面，那汤水清得能照出人的影子来。李少平母子也不好意思再平白无故地伸手找李财主要米面了。
那个时候李季平虽然还没成家，但也没有余粮，跟着一帮人到城里做苦力，但也只能混个半饱。李伯平虽然在城里上班，但他那点口粮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根据帮不了李少平母子度过难关。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前来给少平他妈说媒，说对方是山里人，山里人有苞谷地不愁吃。少平他娘就这样改嫁去了山里，把李少平留给了李财主。
自从亲娘离开华兴村后，李少平的厄运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当李少平看到村里的人半夜敲门要求李财主放粮赈济被拒时，这个16岁的少年郎似乎从饥民充满仇恨和绝望的眼神中读到了死亡的讯息。
那些开门撞见的一双双拿着空碗讨饭的手以及骨瘦如柴的胳膊上爬满的干瘪成条索一样的青筋和那些饿出了绿光、突兀得跟弹珠一样的眼球一遍一遍地把他从噩梦中惊醒。他多次想偷偷地放粮，但又想到粮仓里越来越浅的米糠，心又硬了起来。
1963年全国农村掀起了一股“四清”风，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李财主在这场“四清”运动中被没收了财产，田产也早已在1952年秋被生产队归并。
1964年除夕夜，李财主抓着家里仅有的一块银元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留给19岁的李少平只有一个冷清的院落、一口枯井、一间牛棚和两亩田地。
但李少平的成份依旧被定为地主，当初找李财主讨要米糠未果的村民对李少平被定为地主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相反还说了一些因果报应的风凉话。
老三李伯平那个时候正处于组织考察期，对五弟李少平的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老大李元庆在林场两耳不问窗外事，每日除了和山林中的老树桩说话，便是研究周易八卦，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隐居世外的道人。他对李家的事再无过问，从不关心外面的世界每天发生的变化。
李季平有时候会寄些自家种的烤烟和花茶给他，但都被他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连封回信都没有。李季平知道大哥李元庆这是希望李家人彻底把他忘了。
也许是为了自保，也许是为了保护家人。对于被过继出去的五弟李少平，李季平与他的感情并不是太深。一来是闹饥荒时，少平家明明有米却舍不得匀一点给自家兄弟过渡难关，二来是少平是小妈生的，老福田五十五岁那年才得子从小溺爱，季平他看不惯。但是在少平被定为地主成份受到村里百般刁难时，他还是以兄长的身份站出来替他说话了。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兄弟！他现在的情况最多只能评个中农。怎么能给他定地主成份呢？”
“老四，定啥成份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你若是想给你弟弟改地主的成份，得找你三哥出面跟公社说话啊！”
李季平听说只要李伯平跟公社的领导打上招呼，老五少平的地主帽子说不定就可以摘定。虽然他心里十分不愿意和三哥李伯平照面，但想到少平今后要受的罪也只能硬撑着头皮去找他了。
李伯平对李季平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满心的欢喜，他知道老四不会平白无故地上城来。李季平找他的目的无非两个，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求他，就是为了少平的事求他。可是自己提拔副镇长的事正在节骨眼上，这个时候若是出来打招呼，只会连累到自己。
李伯平对李季平提出给老五少平摘去地主帽子的要求三缄其口，以革命总是要有所牺牲的大道理推托其辞。那天在李伯平的办公室，李季平愤然起身，失望而归。
少平见三哥没有为他出来说话，心里不免悲哀起来。
四哥季平劝他一切顺其自然，这世道总有天理，他头上的这顶帽子迟早会摘的。
但少平年轻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说要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他逢谁都讲自己要写信申诉，活脱脱地成了一个祥林嫂般的人物。
没多久李家老四写申诉状的消息传到了李伯平的耳边。李伯平急了，他写信给李少平让他适可而止，但老五李少平没有理会。
李少平在申诉状中这样写道：“什么是地主？是指自家有地不用劳动的人吧！可是我家只有两亩地，没有雇长工，为什么还要给我扣上地主这顶帽子呢？如果是不劳而获的人叫地主的话，那么像我三哥李伯平算不算地主呢？凭啥他可以不戴地主的帽子？和他可是同一个爹生的。”
据说，李伯平那次没能当上副镇长和李少平的这封信有关。
事后，李伯平十分后悔没有替老五说话，也许他完全可以和公社干部打上招呼。那样不仅可以帮少平摘掉帽子，自己的副镇长宝座也能顺利成章地坐上了。但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
这里少平意气用事的写下这封信时，更大的祸找上了门。
李少平在信中直接写出了自己对“四清”运动的不满，进而又追溯到土改时对自己田产被没收充公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甚至在信中扬言要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出版。
这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激怒了某些人，没多久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扣到了李少平的头上。
二十出头的李少平坚决不服，再次扬言要写诉状给自己翻案。这一回，李伯平和李季平彻底慌了。他们双双去找李少平做工作，但为时已晚。
李少平已经被作为危险分子关押了起来。李伯平为李少平的事一夜之间愁白了半边头发。李季平也急得嘴角起泡，扁桃体发炎，嗓子说不出话来。
兄弟俩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希望能给自己的这个小弟留条活路。但一次次的求情之后，是一次次的碰壁。李伯平也被组织约去了谈话。
“伯平，你要认清当前的形势，不能纵容包庇你五弟。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人，你的身份是干部，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组织的形象。”
这是上头派来的人说出的冠冕堂皇的话。
“伯平，你可不能因小失大啊！你家成份本来就复杂，要不是你岳父打招呼，我们也不敢把你调到市里来啊！你得替我们这些人想想，如果你因此受牵连出了事，不仅是我们，就连你岳父的那个官帽也要被摘了啊！”
这是李伯平要好的同事劝他的话。
“伯平，当断则断，你兄弟已经过继给人家了，从法律意义上说他已经是别人家的人。现在这个形势，大家都想着如何撇清关系，你傻呀，还迎头撞上枪口上去。”
这是李伯平妻子的话。
李伯平动摇了！可是李季平没有。他继续找人替兄弟李少平申诉。但无果。
不久在一次公审地主恶霸的批斗大会上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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