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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事最初的起因，是先生腿上没完全好的伤复发,过于寒冷的天气导致他的膝盖肿大,像在膝盖里有一颗水气球似的触目惊心,那天早上我睡醒后,看见他满满一额头细密的汗珠,脸色苍白，叫他他也没反应。我怕出事,叫东瀛的医生过来看看他,但是叫了好久都没人应答。
我头顶着铁栏杆，使劲儿往外看，脑门儿都要顶凹了,也没看见外面有半个人，我先是因为外面没人焦急，后来猛地一拍脑袋，没人看着我们,难道不是好事吗？！
我噔噔噔跑到先生身边,颤巍巍地说：“外面好像没人了。”
这句话言下之意,是外面没人了，我们应该趁机想办法逃跑,但出于对东瀛人的恐惧，我并不敢把真实意图完整表达出来。
我知道先生听不见，但我这句话本来就是说给其他人听的,我得把我知道的消息告诉所有人,因为我急需一个人,帮我出主意，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果不其然，在我这句话以后，牢房里安静下来。隔着一堵墙，都能听清北风吹起枯树枝微弱的声音。
“周家二小子。”被关数月，隔壁的方大伯第一次叫我的，他的声音很小，应该是贴着墙说的。
我扎到墙角，也冲着墙问：“怎么了？”
“你刚是不是往外瞅了？”
“嗯。”我回答道，在牢房里，除了照顾谢先生的我可以稍微自由一些，其他人是连向外看的资格都没有的。
东瀛人也没有命令要求不许往外看，他们只是害怕，万一往外看的时候不小心和东瀛人对视，会死的很惨。
方大伯追问：“没瞅见人？”
我如实说：“没有。”
牢房里再度沉寂下来，我知道，所有还活着的所有人都在听我跟方大伯的对话。
这时栓在牢房外面的铁链发出响动，极其轻微，仔细分辨能听出来是风吹的，但在当时的环境里，所有人都被这一声吓得不轻。
半晌没听见东瀛人的脚步声，被铁链声吓到的方大伯严厉地警告我：“那你也别瞎动，这没准就是给咱们下的套！他们骗人的办法多，别忘了崔四他们连的怎么没的！”
连队的事我们都知道，是当初东瀛人骗他们投降，说东瀛人优待战俘，只要他们投降了，就给饭吃，给水喝，等他们交了武器以后，又哄骗他们所有人的手都反绑起来，最后以骗他们上船为名义，让他们自己走到土坑里，而东瀛人站在山丘上，扫射了整个连。
大规模扫射，子弹只打废了他一条腿，他又很命好遇到了一群没干事的埋尸队队员，捡下了半条命。
回来说起这件事，崔四含恨、气愤、屈辱到吐血，因为他后来知道，那晚虚张声势诱降他们的东瀛人，实则只有连队十分之一的人还不到。
他们被骗了。
崔四这个名字一出来，顿时所有人噤若寒蝉。他们都坚信，这是东瀛人为了杀我们故意设的局，牢房里刚才屏起来的呼吸又颓然地放松。
其实那时候，只要我们中有一个人肯多想一想，本来可以避免许多悲剧的发生。
比如，我们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百姓，连枪都没碰过，如果东瀛人真要杀我们，何至于要废那么大的周章？
只是那时候，我们太恐惧东瀛人了，对他们的恐惧，就像是影子一样，只会在极少数时候短暂消失，剩下大多数时候，哪怕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亮，也会被放大无数倍，围绕着我们，形影不离。
所以，连多想一步都不敢。
后来又过了不知道多久，东瀛人都没有再进来过，我们没有火，很难生存下去。
他们原来给我们火，就是为了让我们自相残杀同胞，然后吃火烤熟的人\/肉。但没了精神上的极致压迫，牢里的同胞们很快就停止了这种变\/态行为。
而这时，先生终于清醒了一些，我把这几天的反常跟他说了以后，先生低声问我：“你能打开牢房吗？”
“我能。”我看都不用看牢房门，反正我们只要出了这个门就是死，所以他们一直都不怎么锁，就松松垮垮地挂在那。
先生说：“背我出去。”
我眼睛猛地瞪大。
这是我最期待听到的答案，但我没有办法不担心他，因为如果东瀛人真的给我们下了套，我背先生出去，先生必死无疑。
而且，就算外面万幸真的没事，之前医生也说过，谢先生的腿绝对不能移动半寸，否则膝盖没长合，两条腿就废了。
先生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担心，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大腿，疼的眉眼轻皱了，可是仔细看他的表情，又像是在享受疼痛。
他哑声道：“这双腿反正是要不了了，如果它能……保住大家的安危，也是最后的作用了。”
牢房里微弱的亮光，轻轻地照在先生孤傲凛然的眉眼上，我用力擦了一把已经掉下来的眼泪，弯腰背起几乎只剩一把骨头的先生。
我们就这样，带领着仅存的七个同胞，轻而易举地走出了牢房，见到了久违的太阳。
先生的腿留了一地的血，脓包在转移的过程中被撞破，他的腿瞬间瘦到硌着我的骨头。
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我们走出来的两个月之前，东瀛人就已经投降了，他们把我们遗忘了。
但是他们没有遗忘平绥的百姓，撤退之前，他们杀了所有人，只有被遗忘的我们，活了下来。
他急需治疗，但是平绥不要说医生，已经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我已经没了家人，哪里都去不了，就跟着谢先生，一起去到申城，先生那时的状态已经很差了，不止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不适合舟车劳顿，前半程还能撑着与我讲话，勉强看报纸，后半途他便高烧说起了胡话。
他让我去催火车快一点，他说来不及了，他指着手腕上我不知道他何时取出来的粉色手串，说让我登报。
我就这样听着他的胡言乱语，抵达申城。
火车站外，停了四五辆黑色汽车，先生上车后还是那几句话，快一点，来不及了，去登报。
我做不到的事情，谢厅\/长可以做到。
他真的将镯子登了报，并每日都将报纸拿到先生的病房。
这样持续一个半月后，到了1946年丙戌狗年的除夕。
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时，先生于申城不治而亡，享年二十六岁。
秉承先生遗愿，谢厅\/长把先生的骨灰带回了燕城，埋于平绥太后陵处。
1946年，我回到燕城，便再也没离开，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立业，一转眼几年过去，我娶了妻，妻与我同姓周，名语秋，也生了子，取名周念怀。
孩子一天天肉眼可见地长大，渐渐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好奇。
他会问我，火车站那里，等在那里的疯女子是谁。
我严厉地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叫别人，孩子瘪瘪嘴，去找他妈妈哭诉。他没有经历过无情战火，我与他说不通，便叫妻子多教与他，不允许再讲这样的话。
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在火车站台等待的女人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烈士的遗孀。
许多士\/兵都是没有名字的，死了或许连埋都不埋，更不要说给家里通传消息。但烈士一日没消息，她就一日抱着本不存在的希望等在那里，日复一日穿着同样一身碎花洋裙，唯恐爱人回来，认不出她。
大多女人等了三五年就不再等，我不知道她们是自知等不来离开了，还是因为别的。但吾儿口中的疯女人等了最久，到如今，已经整整十年。
没人忍心告诉她，他已经不会再回来了。或许有人说过，但她不信吧。
周语秋对车站女人好奇许久，原来较少提及还好，等教育孩子久了，她便实在忍不住。有一日，接孩子放学之前，她绕路去了火车站。
车站女人两鬓斑白，从前远远地看，周语秋一直以为那是位半百老人，今日第一次近看她，五官温柔惊艳，远比她想象中的年轻。只是她的眼神看起来不太好，像是哭久了，蒙了一层阴翳，宛如一朵开到极艳时被残忍摘下来的红玫瑰。
美则美矣，毫无生气。
车站女人察觉到有人在看她，很礼貌地点头笑了笑，便转过脸去。
原来传闻中的疯女人其实不仅不疯，还极为端正，周语秋胆子大了起来，往前走了几步，问道：“你是在等人吗？”
女人“嗯”了一声。
“你在等谁呢？”周语秋问道，她说完忽然觉得这句话像是质问，于是补充说，“我的意思是或许我可以帮忙，我先生在报社，人脉很广，可以帮你打探。”
她在等谁呢？
她等的太久，都快要忘记了。
哦。
她在等一个十年前说要去找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人。
等一个说他弟弟会照顾她，后来却不肯再见她的骗子哥哥。
等一个清风霁月，宁可身担骂名，也要以血肉之躯为我军掩护，铁骨铮铮的先生。
但她似乎，等不到了。
等了许久，见女人不答，周语秋以为是她不愿意说，换了个问法：“那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吗？我可以帮你拍照登报，没准他看到照片，就来找你了。”
女人虽然不疯，但性格似乎有些古怪，就在周语秋以为女人会拒绝她时，却看见女人点了头。
周语秋从洋车里取了相机回来，取下镜头盖，听见女人缥缈的声音，像是弥漫了一层夜晚空灵的月光纱：“李知之，知之为知之的，知之。”
周语秋给她拍了照，又与李知之说了几句话，离开时还想着要怎样说服给她登报的事。
又是一年冬天了啊。
李知之抬头，看这姹紫嫣红开遍的平绥，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待周语秋的背影远去，她若有所思地从地上捡起两颗石子，在手里摇了摇，“啪嗒”扔在地上。
她踢远了一颗小石头，面含浅笑，解了今日的签。
今日解签，卦上说，宜与你见面。
几声哽咽，几度梦回。
你还不来见我，那我去见你。
善人化作菩提树，等了释迦牟尼一千年，等来他转世，与善人同在。
如果这是真的，那你走慢些，下辈子，我也想和你这么好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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