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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李鸿章奏准\"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1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9月、10月，在英国订造的巡洋舰\"扬威\"、\"超勇\"，蚊炮船\"镇中\"、\"镇边\"也先后回国。
到1881年底，北洋海军除国内自造船只外，已陆续从国外购进战舰10余艘。
其中有1879年购自英国的炮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1881年购自英国的巡洋舰超勇、扬威。
前从德国定造的主力舰定远、镇远此时尚未竣工。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
丁日昌奉命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赴朝以壮声威。清军拘捕大院君，迅速平定叛乱。
壬午兵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清廷要去镇压朝鲜的兵变呢？这次兵变与甲午战争有什么联系吗？
壬午兵变，是1882年7月23日(农历壬午年六月初九日)朝鲜发生的一次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性质的武装**。
1873年11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原先执政的兴宣大院君李?g应(朝鲜国王李熙生父)被迫引退下野。
从此以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开始统治朝鲜。
闵妃外戚集团一改大院君时代厉行的锁国政策，而以开放标榜。
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打开。
1882年又分别与美国和英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
闵妃集团还效仿中国“洋务运动”，设立统理机物衙门，并分别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
1881年又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
闵妃集团的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了大院君和广大人民的不满。
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并不想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而对外开放也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仓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开放，导致日本开始从各方面渗透和侵略朝鲜。
此外，闵妃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而且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当有限，不但没有使朝鲜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朝鲜的蚕食。
日本商人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
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
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只要一提到日本人，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地想要杀之而后快！
然而闵妃集团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依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鲜国库空虚，军队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
闵妃集团甚至欲找日本贷款，而日本商人则利用《江华条约》中的一系列特权在朝鲜大肆廉价掠夺粮食，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壬午兵变终于酿成了。
1879年6月，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时，一路遭到民众投石袭击，狼狈不堪。
大量汉城市民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民愤极大的大臣和一些日本人，并且攻入王宫，推翻了闵妃外戚集团的统治，推戴兴宣大院君李?g应上台执政。
1881年大院君密谋重新上位的部下安骥泳密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李载先(大院君庶长子)为王，但事泄失败，安骥泳被凌迟处斩。
1882年3月，日本大仓组职员儿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成和东本愿寺的和尚莲元宪诚无视开港条约的规定，擅自到朝鲜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边府游历，结果就遭到朝鲜百姓二三百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遭重伤，莲元则当场身亡。
1882年春季，朝鲜又发生了大旱，又有宫中闹鬼的异象传出，京城内人心惶惶，民间普遍认为是闵妃引进\"洋妖\"和不守妇道而招致的天谴，并且谣传当年将有兵灾。
1882年7月19日发生的都捧所事件是壬午兵变的导火索。
当时，全罗道漕米运抵朝鲜首都汉城，主管俸禄的宣惠厅决定先给武卫营和壮御营发放1个月的军饷。
但是米中掺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
于是两营士兵前往宣惠厅的仓库都捧所，与库直(即库吏，是闵谦镐的家仆)理论，其间发生冲突，大批愤怒和饥饿的士兵冲入都捧所，砸毁仓库，夺取粮食，还殴打了库直，但这之后士兵便作鸟兽散，只有四名士兵被抓获。
1882年7月23日(农历壬午年六月九日)，以金长孙、柳春万为首的上万名士兵及其眷属聚集汉城郊外的东别营哗变，壬午兵变由此爆发。
起初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援救被捕的4名士兵，其方式也是示威和请愿而已。
武卫大将李景夏虽然对士兵有所同情，但没有实权，不敢得罪闵家，遂只写了一封陈情书，让他们直接去找闵谦镐。
士兵们便携带陈情书前往砖洞闵谦镐家讨要说法。
闵谦镐当时在景福宫监督工役，不在家中，士兵们刚到闵府，就撞见了担任都捧所库直的闵谦镐家仆，又看见闵府内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哗变士兵一时积怨爆发、群情激愤，完全把陈情上诉一事抛到九霄云外，便打死了库直，冲进闵府大肆破坏。
士兵们将闵府的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烧成灰烬，那烧焦的味道弥漫了数十里。
闵谦镐家的被砸使\"壬午兵变\"的事态扩大化。
哗变士兵在泄愤之余冷静下来，自知闯下弥天大祸，抢劫了当朝权贵闵谦镐的府邸，已是罪在不赦;又发现自己以一介兵丁的身份起事，竟然没有靠山，事后一定会被朝廷像屠宰牛羊一样尽数铲除。
于是，哗变士兵决定前往并包围云岘宫，请求蛰居在里面的兴宣大院君予以协助。
大院君已经引退了**年，但仍不断试图干涉政事，暗中又召来兵变的发起人金长孙、柳春万等人，授之以密计，还派自己的家臣许煜化装成士兵潜入兵变队伍中与金长孙等人一起指挥之。
\"密计\"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士兵从无组织、无计划变得组织有序、计划严密，应该是依大院君之计策而行的。
所以，大院君可以说是壬午兵变的催化剂，他的参与如同给士兵一方添加了重重的砝码，注定了闵妃集团的即刻垮台。
兴宣大院君再次执政后，全面废除了闵妃集团所实行的开放措施。
他首先进行人事调换，罢斥了闵妃集团的余党，起用自己的亲信。
与此同时，大院君还在全国范围内对闵妃集团成员发下海捕文书，密遣御史到各地探察避难者情况。
起义士兵将逃亡官僚的家产没收，并殴打辱骂在汉城设置的闵妃望哭处吊祭的人士。
起义士兵也不相信闵妃已死，仍然到处搜捕闵妃。
闵妃被迫离开靠近京城的骊州郡，在洪在羲等人的护送下向南逃亡到忠州长湖院避难。
壬午兵变本来是朝鲜的内乱，但因为其引发的排日风潮而使事件极大地复杂化。
壬午兵变中日本人的蒙难令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朝野争论不休。
花房义质公使逃回日本后，便在报告书中主张武力解决。
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认为进军朝鲜的时机已至，要求利用这次事件侵略朝鲜。
于是，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济物浦)。
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中国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
由于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并，所以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势力。
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清廷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
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尚在安徽老家，由张树声署理)立即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并报告总理衙门，
8月5日，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奉张树声之命乘坐威远、超勇、扬威3艘去朝鲜招来金允植，追问兵变主谋者。
与此同时，张树声奏请清廷出兵朝鲜，抗衡日本，并镇压乱党。
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一行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仁川，他们通过与朝鲜及日本方面的接触与调查，也断定大院君为兵变祸首，并且感到了日本的威胁。
因此丁汝昌在8月14日回天津后，带来了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
8月17日，淮军6营约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前赴朝鲜平乱，并于8月20日抵达。
但清军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便在仁川西面按兵不动，所以日本一度占了先机。
日本对清廷出兵大为震惊，因此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以速决谈判，避免中国的干涉。
8月16日，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约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
大院君虽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入，但因日本兵临城下，被迫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
8月20日，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国王高宗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
日本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驻军朝鲜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
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对花房表示不再固执于锁国的同时，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军。
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的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便于8月23日上午率日军撤出汉城，回到济物浦，以示谈判破裂。
他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朝日双方在汉城、济物浦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日军一怒之下的撤退，使清军获得后发制人的机会。
朝鲜上下\"斥和攘夷\"的呼声虽一度高涨，但毕竟实力弱小，冷静过后许多朝鲜人对同日本作战感到恐惧，不少士兵甚至开小差，被日本人弄得焦头烂额的大院君只好向清军求助。
8月23日，即花房撤离汉城、对朝鲜下最后通牒的那天，大院君又派人催促马建忠入汉城。
马建忠在委托接伴官赵宁夏确认花房已经撤离以后，便于当日傍晚进入汉城，受到朝鲜官民的热烈欢迎。
大院君与其长子李载冕前来迎接马建忠于南别宫，与马建忠进行笔谈，马建忠强调中国兵来，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
大院君信以为真，没有太多怀疑，双方交谈甚欢。
马建忠来汉城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朝鲜居中调停，而是要平定兵变，具体而言就是推翻大院君政权。
8月23日，慈禧太后下令正式批捕大院君。
此时的大院君对清朝毫无警惕，果然中计，在当日下午回访清军大营。
尽管有亲信郑显德劝阻，大院君依然坦然命左右前往。
一见面吴长庆便声称他握有圣旨，叫大院君去中国一趟，于是大院君立刻被清军扶进肩舆里，星夜送往马山浦。
清军之所以急于用近乎绑架的方式逮捕大院君，表面上是为了惩办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争取和平的结局。
就这样，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经历了33天就烟消云散了。
随后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政府的审问，并被软禁在直隶保定府，1885年才获释返回朝鲜。
兵变被清军平定后，1882年9月6日，**龙、吴长纯二将率领100余名清兵和高宗派遣的领议政洪淳穆等朝鲜官员一起前往忠州长湖院奉迎闵妃回宫。
9月12日闵妃一行抵达汉城。
闵妃回宫后，护送她避难的人全部飞黄腾达，闵氏家族的气焰更胜往昔，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
壬午兵变后，朝鲜和日本在1882年8月30日订立了《济物浦条约》，日本提出的包括驻军权等要求得到满足，进一步加重了对朝鲜的侵略。
清朝和朝鲜也在10月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外交监督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
在清朝的斡旋下，朝鲜也进一步敞开国门，与德国、俄国、法国等列强签订条约。
此后清朝和日本在朝鲜京城均有驻军，从1882年到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至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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