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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历五月十五日这一天，他受《人民日报》中一篇关于安徽省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带领农民搞生产责任制报道的启发，急中生智，他对大家说——
“我们搞分组干活，大家分两组，自由组合，两辆小手扶（拖拉机）、两头牛也分开；将来管理、收割、脱粒都分开，超产部分归小组所有。”
后来，被大家称作“民组”和“官组”的两个小组很快出现。
两组无形中开展竞赛，劳动效率得以充分提高，南湖一块面积很大的水稻田，计划七天插完秧，结果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吃了三天苦的“官组”成员纷纷向已经开会回来的队长“诉苦”，队长拍着桌子说：“乱弹琴，这不是闹分队吗！”
队长立即向大队书记回报，大队书记火冒三丈，嚷嚷道：“胆大包天，这是‘变相分队’啊！”
大队书记立即向公社党委书记回报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
公社党委书记立即要“见识见识”陆迎思，说要看看他是不是有“三头六臂九只手”。
家属、亲戚都为陆迎思捏一把汗，陆迎思也百思不解，他把那张载有王业美报道的《人民日报》作为“尚方宝剑”，“佩戴”着去公社大院见党委书记。
一见面，公社党委书记劈头盖脸地批判他——
“你胆子不小啊，文革期间这里都没有闹分队，你还想闹文革吗？你死了这条心吧！现在，你必须悬崖勒马，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死无葬身之地啊！”
在终于有还口机会的时候，陆迎思小心翼翼地拿出了报纸，指给党委书记看，读给党委书记听。
没想到这么一指一读，更迎来党委书记的指着脑门数落——
“开玩笑，《人民日报》，我比你学得透！我们这里不是安徽，不是边远山区，也不是贫困落后地区，没有‘三靠’队，群众也没有丧失信心，不能搞什么‘包’这‘包’那！”
当天晚上，大队专门召开针对他的“说理斗争会”，他心乱如麻之际……
会上，一位残废军人流着眼泪说：“当年，东洋鬼子打伤了我的身子；现在，你陆迎思比东洋鬼子还厉害啊，挫伤我的心啊！”
有“秀才”称呼的大队会计振振有词地说：“闹分队，破坏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牢固，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啊！”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上纲上线，会议一直开到下两点。
最后的结论是，作为1974年混进党内的陆迎思，首先在支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如果检讨不好，就留党察看。
上边压，下边闹，陆迎思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他信得过的县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想听听县里的意见。
但是，久久不见回信，陆迎思就来到县城，找上门打听原委。
这位副主任十分严肃地告诉陆迎思：“我怎么敢给你回信啊！县革会研究过了，决定逮捕你！”
县里、公社、大队、生产队，怎么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啊？陆迎思这才感觉到事态严重，回家找一点换洗衣服、书报杂志，躲到邻近公社一个最靠得住的亲戚家去了。
在亲戚家，陆迎思一遍又一遍阅读那张《人民日报》，突发奇想，拿起纸笔，给安徽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写信……
说到这里，陆迎思从随身携带的黑皮包中拿出一个陈旧的材料袋，从材料袋中拿出一张泛黄的报纸，双手递给牛缺草说：“这就是登我信件的那张《人民日报》。”
牛缺草双手接过报纸，看到的是——
敬爱的王书记：您好！
我从6月12日的《人民日报》看到采访您的报道《县委书记和农民兄弟》，说到烟陈公社有个魏郢生产队，群众自发实行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我队社员受到启发，自发成立了小组。
我看到王书记到来安五十一天，就有人告状，您说：“唐知县说过，‘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难道共产党的干部还不如唐知县！”
我又看到你们县对包产到户责任制制定了“县委工作十二条”，明确指出：“凡是群众乐意搞的责任制，不管那种形式，任何人不得阻止；凡是群众不乐意干的，任何人不能强迫。”
这使我增加百倍力量，于是就带领社员搞“定产到组”。
但是，我们县里、公社、大队、生产队不让搞。我有你们县的“十二条”，就和他们顶牛。
因此，他们要我检讨，还有给我留党察看处分，甚至还要逮捕我。
我想我是没有错的。希望王书记能支持我。请给我回信。
我们这里干活“大呼隆”，干部有巧。
长江省沂北县大涧公社高庄五队陆迎思
王业美书记考虑两省两地情况不同，不好发表意见，将上述这封信复制寄给《人民日报》社。要求报社大力支持，并给以复信。
1981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以《安徽来安县委书记说，长江一农民要求支持实行责任制》为题，全文刊登了王业美和陆迎思的两封信，并加编者按——
“来安县的做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陆迎思搞‘定产到组’，应当得到支持。相信沂北县委会做好陆迎思所在社队干部的思想工作，不再干违背农民意愿的事情。”
在这期间，大队真的把第五生产队分成五和十一两个生产队。陆迎思的第一副队长随之也被撤销了。
万幸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陆迎思没有被处分。
1981年12月6日，国家、省市新闻单位来采访他，使他深受鼓舞。
次年，某共某央关于《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一号文件下发以后，沂北大地迅速掀起了贯彻热潮。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
最初听到一号文件中的这几句话，陆迎思留下了辛酸的眼泪……
1982年，四十岁的陆迎思家中八口人，分得十六亩承包地。仅仅晚秋一季收获水稻就达到八千公斤，而1981年全家从生产队分得水稻六百五十公斤。
如今，陆迎思的子女已经全部成家立业，生活和和美美。
提起往事，他激动地说：“过去说‘人民公社是金桥’，其实是‘危桥’，是死路一条……还是现在的政策好啊……我要教育子孙万代不要忘记我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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